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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世有句老话说的好，再大的困难一旦除以十三亿这个基数，都会变得微不足道，同样的，再小的问题乘以十三亿这个基数，都会变成天大的问题。

    这句话放在大明也是一样的，两亿跟五亿之间的差距绝对不仅仅只是一个数字，而是天上地下的区别。

    人口暴增给大明带来的好处是极为明显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显然有他本身的道理，而没有了外患和那些滚着叽歪患者，大明显然可以集中更多的力量来办自己想办的事情。

    比如各种各样的工程。

    不是所有的工程都是危险而且致命的，蛮子劳工也不是永远用之不竭的，那些相对安全相对轻松的工程都被大明百姓们内部消化了。

    至于种地这种事情，因为种地得到的收入没有做工挣到的钱多，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放弃种地，转而跟着各个工程去做工。

    朝廷上面也乐得见到这种局面。

    大量的百姓跑去做工之后，接着就是空出来大量的土地以供分配，并没有出现崇祯皇帝当初设想的没有人种地等等情况，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住了某种平衡。

    除了一定程度上的物价上涨。

    因为种地的人少了，粮食虽然还是那么多，但是因为需要购买粮食的人更多了，所以粮食的价格不可避免的开始上扬。

    粮价的上涨带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工坊的用工成本增加，随即又将之转嫁到了商品销售环节上面。

    物价上涨其实无所谓，中极殿方面早就已经推演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大明并不存在什么市场经济，所以一切都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唯一让崇祯皇帝和朝堂大佬们头疼的还是教育。

    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吧，崇祯五年到崇祯三十年之间，社学的教材更换了十次，县学、州学的教材更换了十次，大学的教材更换了三次。

    原因很简单，大明皇家学院的那些大佬们结合着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定理定律之类的玩意，全部冠上了“崇祯定理”、“崇祯定律”一类的名头，然后写入了教材。

    几乎每年都在推陈出新的定理定律让礼部的大佬们一把一把的薅头发。

    这些定理定律既然出现了，以往的教材就得改，但是怎么改？该让什么年龄段的接受什么内容？

    摸着石头过河，付出的代价就是教材三两年就要重修一次。

    年纪轻轻的倪元璐已经头发斑白，礼部加上皇家学院和京城大学的那些教授们，几乎都是痛，并快乐着。

    崇祯皇帝则是一边拒绝着各种定理定律前面冠上崇祯两个字，一面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人类哲学导师王境泽先生的真香定律。

    再然后，礼部开始为了社学而头疼。

    不是担心社学的修建经费，在这个问题上户部难得的和崇祯皇帝达成了一致，从来就没有卡过预算。

    真正让人头疼的还是教员。

    京城大学毕业的那些学生基本上都被其他的各所大学瓜分，根本就抽不出多余的人手来分配到州学和县学。

    而且原本的那些秀才、举人显然已经没办法再在社学里面执教，因为他们教的内容已经跟不上教材的内容，更跟不上考试的内容。

    最终的结果就是学堂有了，生源有了，教员不足了。

    穿越过来的平头哥别的不太在乎，甚至于大明会不会有一天被自己的子孙后代败掉都不太在乎，反正现在的底子已经给他们打下了，就算是败了，肉也是烂在锅里了。

    崇祯皇帝在乎的是教育，就像是后世说的那样，再穷不能穷教育，崇祯皇帝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于教育的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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